遵义毛主席旧居 – 中国游客网

遵义城人人都知道“毛主席住居”在哪，遇到外地客人找寻时他们会告诉你，在“丁字口”。

“毛主席住居”是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的简称。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就住在当时遵义新城城中心丁字口旁的古寺巷，这里原为川南边防军旅长易怀芝（又名易绍全）的私宅，是一幢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旧式洋房，外表呈青灰色。楼房坐北朝南，通面阔15米，通进深9米，建筑面积580平方米。楼房基础高出地面约1米，大门正中是五级半圆形踏梯。歇山式屋顶，青瓦覆盍，前坡面开一“老虎窗”。楼的上下都有回廊环绕，廊柱顶塑有花卉、鸟兽形象。整幢楼房均置拱形鸳鸯窗，彩色玻璃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既壮观，又雅致。

从大门进去，右侧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住室。室内陈设一如当年：一张老式木床，铺着白粗布床单，一条灰色被子和一个用包袱布包着衣服做成的枕头，墙角放着一对公文箱，窗边是一张漆面已经剥落的九抽桌和一把木椅，整个房间陈设简单、朴实。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19岁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月，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1930年3月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编《实话报》和《红旗报》。1931年3月，王稼祥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长征开始后，当时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的王稼祥和患疟疾身体尚未恢复的毛泽东的担架走在了一起。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他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与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在发言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秦邦宪、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明确提出应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通过堂屋，沿着窄窄的楼梯上楼，顺着走廊往右走，便到了毛泽东的住室。住室位置和陈设，是根据长征途中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复原陈列的。室内置放着铜架床、木靠背椅、茶几、军用电话机、铁皮公文箱，南壁窗下是一张红漆九抽桌，桌上放着马灯、军用地图、方形铜墨盒，楠竹笔筒里插着毛笔和红蓝铅笔及一叠信笺纸，还有一个三磅热水瓶及白搪瓷茶缸等物。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他参与过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但他的主张和意见不仅被采纳的少，还一次一次地受到“左”、“右”倾领导人的排斥和打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湘江一战，使红军由出发时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这次失利，党和红军几乎濒于绝境。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出于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挺身而出，和秦邦宪、李德一味蛮干的瞎指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同时，通过艰苦细微的思想工作，首先争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继正、副报告和“反报告”之后，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对秦邦宪、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时又犯了退却逃跑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强调指出，秦邦宪、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同红军过去取得历次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他用三句话讥讽秦邦宪、李德的军事路线已达到多么荒唐的地步：“你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陈云曾经对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说过：“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毛泽东高屋建瓴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说出了党和红军高级干部们长期压抑在心底想说未说的话，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护和赞同。与会同志纷纷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揭露和批评秦邦宪、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和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一致认为，毛泽东是军事方面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出来担此重任。经过激烈争辩，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建国后，毛泽东曾对他的女儿李敏谈起过遵义会议的故事，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态。毛泽东讲道：“那时，你妈妈（贺子珍）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定她就问会议开得怎样？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次会议，大家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了，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

贺子珍后来也说过：“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任何人更清楚地觉察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思想更加缜密，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与毛泽东住室同在二楼的是张闻天的住室，室内陈设着一张老式木架床，窗前是一张九抽桌，桌前放着一把木圈椅，墙角还有一对铁皮公文箱。

张闻天（又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诞生在上海市南汇县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和美国，1924年回国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后赴四川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担任教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被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此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也犯有“左”的错误，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和宣传负有一份责任。但他在革命实践中，认真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逐渐对某些“左”倾的具体政策有了程度不同的认识和批评。福建事变发生后，他极力主张联合国民党十九路军上层，并建议在军事方面切实进行配合，为此与中央负总责的秦邦宪发生了分歧。随后又在反对敌人五次“国剿”军事方针问题上与秦邦宪发生公开争执。这样，张闻天在犯“左”倾错误的后期，思想中反对“左”倾的一面也逐渐发展。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在行军途中，针对党和红军面临的急待解决的战略行动方针，常与秦邦宪争论。1934年12月20日，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将张的意见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很快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一传开来，大家都赞成要开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遵义会议上，针对秦邦宪作的《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的错误观点，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全面、系统地批判了秦邦宪、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一系列错误，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并受会议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2月初，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经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和洛甫、王稼祥住在新城，而没有在会址住，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毛泽东当时党内职务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二说毛泽东当时军内没有职务，会址是红军总部驻地，军内有重要职务的才住于此。这两种说法都是分析推断，没有当事人的回忆来佐证。近年来，我们得到一些新的材料，可以证明以上说法不太准确，将择时另行撰文阐述。